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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好靜電抽油煙機梅
我的二姨是張瑞芳。這句話在我小時候是被禁止說的，同樣被禁止提及的還有我父親的名字陳荒煤。當然也沒有明令禁止，隻是我們從小就被大人們反復教育要低調低調。
但是名人效應確實銳不可當。無論我們走到哪兒,都會遇到人們當面或背後的議論。隻提我父親的名字還好，因為隻有文化界的人知道，反應也很平常，無非是代問你爸爸好啊之類的話。可是如果提我二姨的名字呢，那就簡直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瞭，而且反應也與聽聞前者截然不同：他們會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端詳我一番，好像是要找出我和二姨之間的相似之處。可惜我與父親更相像一些，所以結果總是令“觀眾”和我自己失望。
在我心裡是頗以二姨為驕傲的。小時候我住在北影宿舍，與崔巍、田方、於藍等明星為鄰，胡同裡的鄰居可能也看慣瞭他們，可我二姨一來就轟動多瞭。我記得有一次二姨來吃飯，我傢的玻璃窗外上上下下都趴滿瞭胡同裡的孩子們。我氣呼呼地去拉窗簾，心裡卻有一些虛榮心的滿足感。
不過在兒時的我看來，二姨的角色就是一個自傢長輩。四歲時，我的保姆阿姨帶我去看電影，二姨在裡面演一個受氣的童養媳。我看到她被婆婆打時忍不住放聲大哭，邊哭邊問阿姨，“為什麼打我二姨？ ”阿姨連忙把我帶出去，告訴我這都是電影裡演的，不是真的打二姨。我聽瞭似懂非懂，散場時不停地回頭看，想知道二姨會不會從銀幕後面走出來。直到坐上三輪車，我還在問為什麼不等二姨一起走除油煙機。這件事被我傢人當作笑談，隻有阿姨誇我：“這孩子多厚道啊！ ”
上個世紀六十年代，二姨常來北京出差或開會，每次來全傢都會歡聚一堂。她不管說什麼都是邊說邊演，特別生動，又極富感染力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傢來來往往那麼多演員，像她這樣“演說”的幾乎沒有一個。
八十年代後，二姨又常來北京瞭。一次她在客廳裡繪聲繪色地講她當年受批判的事，她說，在失去自由的時候，她和友人常用寫紙條的方法聊天。我在廚房邊做飯邊聽，我第二次為二姨而流淚瞭，好在傢人都沒發現。
1996年我從新加坡回國看病重的父親，在傢裡見到瞭來京開會的二姨。她一見到我就激烈抨擊我的臉色，說我太不註意保養瞭。我抗議道：“我已經四十多歲瞭！ ”二姨反駁說：“我演李雙雙時就四十多歲，也沒像你這樣！ ”接著她一邊抱怨在北京說話太多累死她瞭，一邊教我做一套臉部的保健操，好像是有八節之多，我不情願地學瞭，卻從來沒做過。
然後我陪她去北京醫院看望我父親，那時父親已經骨瘦如柴，話也說不出來瞭。我跟二姨坐瞭一會兒，在父親的病榻旁合瞭一張影後走出來，準備去另一個病房看曹禺。
在醫院的走廊上我們痛哭失聲。二姨一定知道，這是她最後一次見我父親瞭。我們邊哭邊不斷地說：“不行不行，咱們不能這樣去曹禺那兒！”於是我們站在那兒穩定情緒，把眼淚擦瞭又擦，再重新調整呼吸，直到哭過的痕跡看不出來瞭為止。
2010年我去上海看世博會，到醫院去看二姨。她眼睛已經很壞，記憶力也很差瞭。我幾次紅瞭眼圈，都強忍住瞭。我向她自我介紹：“我是好梅。 ”二姨點點頭：“哦，好梅。 ”我擔心她想不起我，又說：“我是小妹。 ”二姨又點點頭：“哦，小妹。 ”過瞭一會兒，她忽然對我說：“你兒子叫凡凡，你從北京來？”我高興極瞭：“對啊，對啊，不過我現在在成都。”接著我解釋，我為什麼在成都。可是過瞭一會兒，二姨又問：“你從北京來？”我隻好又解釋一遍。第二天第三天，二姨都用同樣的話問我，我也就不再解釋瞭。
2011年5月，我們從倫敦回成都，在上海轉機。因為隻有五個小時的時間，所以我一下飛機就立刻坐地鐵去醫院看二姨。二姨的眼睛幾乎什麼都看不見瞭，但是她一聽到有人走進病房就立刻對著人微笑。我之前聽傢人說她記憶已經模糊瞭，所以我不得不重演去年的那一幕：“我是好梅。 ”“哦，好梅。 ”接著她突然問：“你在成都？ ”哈，去年她都記不住的事，今年卻記起來瞭！後來她知道我們在上海轉機，還問我們行李呢？她還問我：“你們以後去哪兒？ ”原來在她心中，是知道我這些年到處漂泊的。
臨走前，我讓丈夫給我們拍一張合影。二姨聽到後馬上問：“我的衣服怎麼樣？”我幫她整理瞭一下病服，才握著她的手拍瞭照。後來我很後悔沒有好好地擁抱二姨，因為聽傢人說她很喜歡和大傢擁抱。一次跟大傢擁抱後，她問還有誰？聽瞭我姐夫的名字後她問：“是咱們傢人嗎？”得到肯定的回答後就說：“那也擁抱一下吧。”在醫院的走廊上我又一次痛哭失聲。我知道，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二姨瞭。二姨一直在我心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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